最近，國內不少地方開始探索每周2.5天休息制度，受到各界廣泛關注。

疫情帶來的負面影響毋庸贅言，探索每天2.5天休假模式無疑有引導和培育新消費的考量，但其意義卻不止于此。

事實上，早在2015年，國家即明確鼓勵彈性作息，為職工周五下午與周末結合外出休閑度假創造有利條件，“2.5天休假模式”開始在一些省市探索施行，但并未大規模鋪開，這次突如其來的疫情，讓每周2.5天休息制度再次被激活。

一周該休息多長時間是一個嚴肅的、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問題。歷史地看，相關政策也在不斷地變化和調整。比如在宋代，公職人員可以休110天，而在元代，公職人員每年只有16天節假日。

新中國成立后很長一段時間，中國實行每周休息一天的假日制度，單休制一直延續到1994年。此后，我國開始實行“大小周末”，大周末即每周休息兩天，小周末則休息一天，再往后，才有了現在的“雙休”，而包括大小長假的設定，也經歷了調整和變遷。

中國人好儲蓄、慎消費，這是多重歷史和現實原因共同作用的結果，而中國經濟的未來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內需和消費的提振與擴張。消費習慣的培育需要一個過程，“有時間消費”則是必要的前提。

經濟學家發現，休假與國家經濟發展效率緊密相關。上世紀70年代，許多西方發達國家人均收入上升后，國民幸福感不升反降，被稱為“收入—幸福悖論”。簡單說，并不是工作時間越長越好，休假不科學、不充分，收入和幸福感都上不來。

隨著國人慢慢適應雙休制，文化產業、短線旅游業都呈現大幅增長，經濟效益明顯，而未來，我們需要通過政策引導讓更多的人懂得休閑和消費——是的，休閑和消費這種看似本能的需求，同樣需要培育和教育。

休閑既是勞動所得，也是一種人生條件，它是文明發展的重要補充、矯正與平衡力量，也是現代生活的清毒劑。羅曼·羅蘭在《約翰·克里斯朵夫》里寫道，“一個人生氣蓬勃的時候決不問為什么生活，只是為生活而生活——為了生活是樁美妙的事而生活。”但很多時候，我們往往來不及體味或者干脆匆匆略過生活，又或者，在生存和工作的重壓之下，生活成為一個奢侈的關鍵詞，明明知道“動物生存，而人則生活”，但卻只能背負著無奈、慣性十足地前行，但這種慣性并非沒有被打破的可能。

這次疫情帶來的改變有很多，比如公共衛生體制的重塑，比如遠程辦公，等等。每周2.5天休假制度的探索當然有應對經濟下滑壓力的考慮，但也可以成為我們認真面對工作與休閑之間關系的契機。這是一種應對，也可以是一種演練；這是一種策略，也可以成為一種戰略。

假如實踐表明“2.5天休假模式”確實效果很好，那么相關政策就該實事求是地作出調整和改變。0.5天里有大學問，值得我們認真研究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