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當前，新冠肺炎疫情給各國人民生命健康帶來巨大威脅，對全球人員往來和世界經濟造成嚴重沖擊。為阻止新冠病毒的進一步傳播，世界各國政府采取了不同程度的措施，封鎖了一些國家和城市。這包括關閉邊境，關閉學校和工作場所，以及限制大型集會等。這已導致全球很多經濟活動陷入停滯，全球貿易又迎來糟糕的年份，服務業遭到重創，制造業活動下滑，并導致人們失去工作。
那么新冠疫情如何影響世界經濟走向，如何應對？深圳特區報《理論周刊》以及讀特客戶端將約請專家撰寫專文或者記者專訪，敬請關注。
應對世界經濟衰退需要通力合作
——訪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
提要
對內，中國首先要做好自己的事情。雖然現在國內的疫情基本上控制住了，但是防范境外輸入也很重要。當然更重要的是如何平衡好疫情防控與復工復產的關系；
對外，要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張和理念更好的落到實處，繼續主張多邊主義，主張自由貿易，主張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分工。
英國海濱小鎮韋茅斯掛著一塊牌子，上面寫著：“1348年黑死病通過這個港口傳入英格蘭，奪走了該國三至五成人口的生命。”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消息，截至北京時間5月17日16時，全球新冠確診病例達到4525497例；死亡病例達到307395例。
千百年來，傳染性流行病一直是人類生存與發展的重大威脅。瑞典病理學家弗克漢斯深刻總結道：“人類的歷史即其疾病的歷史”。國際流行病作為一種現象，往往能改變歷史進程。
誠然，在將近700年后的今天，醫療與科技的發展使得人類應對疾病的能力大大提升。但與此同時，更便利的旅行、產業鏈的全球布局、密切的貿易往來使我們對世界另一邊的依賴，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大得多。正因為如此，新冠肺炎的肆虐才會如此立竿見影地影響了世界經濟。
如果說十四世紀席卷歐洲的黑死病直接動搖了中世紀歐洲佃農制經濟的根礎，那么幾乎席卷了全球主要經濟體的新冠肺炎又會對全球政治和世界經濟產生怎樣的影響？我們又當如何應對？帶著這些問題，深圳特區報讀特客戶端記者采訪了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
一、怎樣通力合作來控制疫情是首要面對的問題
郭萬達用“嚴重的衰退”來形容此次疫情對全球經濟的影響。根據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4月14日公布的最新《世界經濟展望報告》，2020年全球經濟預計將急劇收縮3％，比2008年－2009年金融危機期間的情況還要糟糕的多。
郭萬達認為疫情對世界經濟的影響與疫情持續的時間成正相關關系，“如果新冠疫情沒有得到好的控制，出現了第二次甚至第三次暴發，那可能影響還會更大。”新冠疫情造成的困難，應該講是全球性的困難，全球經濟面臨的挑戰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全世界如何更好的共同應對，怎樣通力合作來控制疫情是首要面對的問題。
二、為何發達經濟體確診人數更多，受疫情影響更大？
從IMF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如圖）中不難看出，相比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疫情對發達經濟體的影響更大。郭萬達解釋道，從客觀數據來看目前各國疫情確診人數和其經濟發展水平呈正相關的統計關系：人均GDP高的國家，其每百萬人確診人數也較高。感染人數越多的國家其經濟受影響也更大。
這其中有幾個原因：經濟相對發達國家的人員流動性通常較大，國際化程度也更高，可能容易造成疫情感染和擴散。從經濟結構上來看，一般而言，越是經濟發達國家，服務業產值占GDP的比重越高。而受疫情影響最大的就是需要人流、物流等支持的服務業。而對于一些欠發達的經濟體，它的經濟結構中農業、制造業占比更高。從人口結構來看，一些經濟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率相對較高。相對年輕人，老年人的抵抗力更低。從防控措施來看，相比中國，一些經濟發達國家國家的防控措施沒有那么嚴格也是造成確診病例急速上升的原因。
疫情對發展中經濟體，尤其是一些欠發達地區的影響也不容小覷。與發達國家相比，欠發達國家在醫療的資源、公共衛生應急管理水平、對患者的救助能力等方面還有很大差距。欠發達國家的貧困的人口是更加脆弱的一個群體，他們可能受的影響會更大。
三、疫情將把全球化推向何方？
牛津大學研究全球化與發展的教授伊恩·戈爾丁（Ian Goldin）曾在2014年出版的名為《缺陷的蝴蝶效應：全球化怎樣帶來系統性風險以及如何應對》一書中預料，一場全球大流行病會影響全球化的走向。很不幸，六年后的今天，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以“黑天鵝”面目加劇了國際社會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復雜程度。疫后國際社會是否會進入“去全球化”或者說“逆全球化”的階段？要走出疫情導致的全球經濟衰退漩渦，破除全球合作的阻礙因素，中國又該如何應對？
“逆全球化思潮在過去的這十幾年就存在，疫情可能會加深逆全球化的思潮。”郭萬達說。疫情對世界經濟秩序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上。正如金融危機讓人們看到了銀行的問題：在沒有留出足夠的準備金來彌補壞賬的情況下，發放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巨額貸款，新冠疫情也突顯了全球制造業的雞肋：制造業一直在以全球配置資源的效率運作，而沒有考慮地震、流行病和其他災難帶來的風險。
受到疫情影響，美日等一些國家為了擴大國內就業，緩解產業空心化，維護全球價值鏈中的“鏈主”地位，提出將產業鏈回流國內。“疫情的暴發使得一些發達國家突然發現自己國家沒有足夠的口罩、呼吸機等物資，后來發現原來口罩、呼吸機都在中國、在越南、在其他的國家。為了保障本國的供應鏈能夠更加安全，在面對重大災難時能夠自給自足，它們就會提出把這些工廠搬回本國。”郭萬達說，“也有觀點認為全球地緣政治的格局不會因為疫情一下子就出現改變。甚至包括全球化本身，也不會說一下子‘逆過來’，總體上來看，我認為疫情一定會給世界帶來各種變化，有些變化可能要從長遠來看。”
中國應該如何應對疫情帶來的各種變化？郭萬達認為，對內，中國首先要做好自己的事情。雖然現在國內的疫情基本上控制住了，但是防范境外輸入也很重要。當然更重要的是如何平衡好疫情防控與復工復產的關系；對外，要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張和理念更好的落到實處，繼續主張多邊主義，主張自由貿易，主張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分工。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面對嚴峻復雜的國際疫情和世界經濟形勢，我們要堅持底線思維，做好較長時間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中國擁有世界最大的市場，我們的經濟仍然具有非常大的韌性、潛力和發展空間。我們如何恢復國內經濟，做好國內消費市場？我覺得對全世界來講可能就是一個很重要的貢獻。”郭萬達說。
四、疫情之下“一帶一路”建設如何危中尋機？
郭萬達認為，從總體的趨勢上來看，“一帶一路”本身的大的格局、大的需求，不會馬上改變。“一帶一路”本身的宗旨是發展，只要發展的動力還在，產業鏈之間的合作、延伸還在，“一帶一路”就有它的生命力。
“現在中國也很重視對‘一帶一路’國家的防疫援助。所以從這個角度上來看，我覺得應該在堅持原來的共商、共建、共享這些理念的基礎上思考如何能夠更務實的來推進與‘一帶一路’國家的合作，不僅是現在防控疫情的時候，疫情之后，仍然是可以做很多的事情的。像之前提出的‘數字絲綢之路’未來應該成為‘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的新引擎”郭萬達說。
五、抗擊疫情體現了中國社會的凝聚力、動員力
郭萬達認為，此次疫情的應對過程體現了中國社會的凝聚力、動員能力、技術能力、體制優勢，同樣也暴露出了很多問題，值得我們去做一些總結。從這個角度上來看，此次疫情對于我們未來如何去應對其他的重大的災難的考驗也有著積極的意義。
第一，面對這種重大的災難，特別是一開始并不確定會帶來怎樣的沖擊的“黑天鵝”事件，中國做到了“全國一盤棋”，相信所有中國人都深刻地感受到了什么叫中央統籌協調，從這個角度上看，我們應該有制度的自信。郭萬達說：“評價一個制度的好壞，關鍵是看它能不能解決問題，我認為能解決問題的制度就是一個好的，有用的制度。”
第二，通過此次疫情，我們意識到了生物安全對一個國家來講非常重要。如何提高國家的生物安全水平、完善公共衛生的管理體系、提升應急管理的能力，疫情之后怎么樣能夠復工復產恢復經濟，都是要總結的。
第三，在居家隔離期間，我們發現數字經濟發展的很好，新的技術給人們帶來了新的體驗，足不出戶我們可以買到新鮮的食材，可以通過網絡視頻的方式上課開會。這本身就是新的經濟形態、新的消費，要抓住這個新的風口。
六、深圳為企業渡過難關實現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力支撐
深圳是全球產業鏈的重要一環，此次疫情給深圳的經濟發展帶來了哪些風險？郭萬達分析指出，一季度深圳的GDP是－6．6％，各個行業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沖擊。
第一種風險是經濟的風險。受疫情影響最大的是外向型經濟企業。因為目前海外的疫情還比較嚴重，海外的需求要轉化成訂單，可能還得有一段時間。其次是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受影響比較大，疫情在春節暴發，抑制了消費，使得這些企業和個體戶無法正常經營。第三就是制造業，疫情對實體經濟影響還是很大的。
另外是產業鏈安全的風險。這主要取決于外部的市場。歐美的疫情什么時候能控制住？新興市場，發展中國家會不會帶來暴發新一輪的疫情？這些都會對我們的供應鏈、產業鏈會帶來影響。
面對這些潛在的風險我們應當如何應對？“我們注意到深圳市政府也算是出手比較早的，為了把疫情對外貿發展的影響降至最低，穩住外貿基本盤，深圳打出了政策‘組合拳’”郭萬達說。深圳海關出臺20條措施，為外貿出口企業提供便利；為了緩解外貿企業資金鏈壓力，深圳創新金融服務方式，“惠企16條”“金融方舟”“外貿貸”等持續加碼推出，為外貿企業渡過難關、危中尋機實現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力支撐。最近又出臺6方面21條措施穩就業，都是在應對疫情可能帶來的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