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本身也是一種不屈不撓的抗爭。
12月22日，飽受鉈中毒后遺癥摧殘的朱令在北京逝世。從確診的1995年到現在的2023年，已經過了將近30年的時間。當我們站在今天的這個節點去往回看，有三個關鍵詞能幫助我們梳理這一過程。
第一個關鍵詞：疑點。
到底是誰投的毒？被懷疑最多的是其室友孫某。
首先，孫某有投毒的動機，兩人同屬于清華大學的民樂隊，據朱令父母回憶，他們兩個有過小的摩擦；其次，孫某具備投毒的時間和條件，她是在學校中朱令接觸最密切的人；還有就是朱令的父親吳承之曾在朱令二次緊急住院后，接到過她同宿舍的女生打來的一個電話，說“他們幾個一塊將朱令剩下的面包吃了”。當時那個時間是95年的3月份，隨后的4、5月份，朱令的隨身物品就被盜了，吳承之有合理的懷疑是在銷毀證據。當時清華派出所的公安也對朱令的母親朱明新說過，“可以大膽懷疑”。
1997年，孫某被公安局帶走訊問，但是在次年又宣布對她解除嫌疑。除了孫某這條線，清華大學本身的管理也有一定的問題，因為孫某后來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做了一個實驗，讓其在清華大學的一個哥哥自己去實驗室里，把劇毒物品拿出來并全程拍攝了視頻，沒有人攔著。到底是誰投的毒？兇手到底是一個，還是幾個？這些問題，直到朱令的去世也沒有答案。
第二個關鍵詞：追問。
最終能夠確診是鉈中毒，并在進入協和醫院的第五十天把鉈完全排出，其中一個人的推動至關重要，這個人就是朱令的初高中同學、當時在北京大學力學系就讀的貝志誠。他于1995年4月來到協和醫院，看望朱令和她的父母。看到曾經那么活潑開朗，像“人精”似的朱令躺在病床上渾身插滿管子，這一幕他受不了。貝志誠詢問朱令的父母，“我能不能通過互聯網來幫助你們？”當時那個時代，互聯網剛剛引入中國，只有幾個地方能上網。貝志誠就和他的同學通過電子郵件把朱令的相關的病情發往國外，希望求得國外專家的幫助。當時他們收到1635封郵件，其中有211封都表示是鉈中毒，但當他們把郵件里的診斷結果拿到協和醫院，很大一部分醫生都是非常傲慢的，一些主要的醫生都拒絕聽取意見，所以他們迫不得已去社會上找了更權威的部門來鑒定，最終才確認了是鉈中毒。在家屬的苦苦哀求下，協和醫院最終才同意用普魯士藍直接排毒。
最后，當鉈全部從體內排出的時候，已經朱令在協和醫院的第五十天了。由于錯過了最佳的排毒時期，最后留下了不可逆的后遺癥。2000年，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也以“協和醫院的不作為導致朱令的病情診斷延誤”，判處醫院賠償其家屬10萬塊，可以說朱令最后能延續下來生的希望，就是因為貝志誠等人在這個過程中一次又一次的追問和推動。
第三個關鍵詞：記憶。
1994年的11月24日，這是朱令21歲的生日。她那天向父親吳承之說“我身體不舒服”，到現在已經過了將近30年的時間。這30年來為什么我們能一直關注這個案件、記住這個案件？就是因為很多媒體在關鍵的時刻都進行了報道：
2007年，中央電視臺“東方時空”這個欄目出版了30分鐘的一個紀錄片《朱令的12年》，詳細介紹了朱令從入院診療、確診到確認投毒的過程；2013年，借助于“復旦大學寢室投毒案”，三聯生活周刊發布了朱令案的封面報道，帶我們又回顧和關注了這一案件；2023年11月24日，這時候朱令已經正式50歲了，鳳凰周刊拍了一個短片《朱令，人生50》，這時候朱令的狀態其實已經不適合在鏡頭前展現了，所以出鏡的更多的是他的父親吳承之。80多歲的老爺子坐在椅子上對記者說，“這件事對于我們來說已經放下了，我們心里已經有了我們想要的答案。”
世事變遷，滄海桑田。
50歲，朱令與世長辭。但可以確定的是，在每一個紀念日，肯定還有很多文章、視頻來幫助我們記憶這件事。能記憶本身也是一種不屈不撓的抗爭的過程，這種關注能幫助我們度過很多無能為力的時刻，將朱令案導向一個不一樣的未來。
評論員：靳家興
編輯：梁煖
校審：葉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