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的崛起，不僅是一場關乎經濟體量的巨大跨越，更是中國在新一輪全球競爭中，以制度創新重塑區域發展范式的一場高規格試驗。站在“十四五”收官、“十五五”開局的關鍵節點，面對深刻演變的全球經濟格局，大灣區作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生動樣本，其探索正愈發具備戰略意義。
2024年，大灣區生產總值已突破14.6萬億元人民幣，體量足以躋身全球前十大經濟體之列。然而，其真正的核心競爭力并非數字本身，而在于依托“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創造性地將制度差異轉化為發展合力，從而構建起一個暢通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關鍵樞紐。
文 | 吳濤 馬曉澄 趙瑞希 熊嘉藝 顏之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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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制度鴻溝：大灣區一體化攻堅
粵港澳大灣區是全球唯一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實現制度創新與經濟融合的灣區。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三種法律”的獨特背景下，規則銜接與機制對接不僅是大灣區建設的難點，更是其實現一體化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命題。
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發布前，三地要素跨境流動面臨嚴峻障礙，制度性的鴻溝大于物理鴻溝。廣東省發展改革委、大灣區辦相關負責人說，粵港澳三地在法律制度、開放程度、行政權限和管理方式上存在顯著差異，這些差異在客觀上構成了要素自由流動的“制度門檻”。跨越這道鴻溝，將制度差異轉化為協同優勢，是大灣區一體化攻堅的核心所在。為破解壁壘，大灣區并未采取單一路徑，而是系統性地探索出一套由頂層設計與基層創新相結合的策略。
首先是立法創新模式，由國家層面通過立法和授權為規則銜接提供根本保障，標志性案例包括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授權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以及國家部委授權“港車北上”“澳車北上”實施“免擔保”政策，極大降低了要素流動成本，截至今年9月，港珠澳大橋邊檢站已查驗港澳單牌車總量超過717萬輛次。
在地方層面，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先后出臺了《橫琴條例》《南沙條例》，為推動粵港澳深度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深圳市、珠海市運用經濟特區立法權開展“小切口”立法，解決教育、醫療、住房、就業、文旅等特定領域的具體問題。
法治建設始終圍繞在涉外涉港澳臺案件中消除制度或文化差異給當事人帶來的不安感，提升司法公信力、打造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展開。例如，通過完善域外法查明與適用規則體系，以及首創香港法律專家在線出庭提供查明協助等方式，破解了域外法“找法”“用法”的難題。
其次是簽訂協議模式，對于涉及國家事權的事項，由國家授權有關部門與港澳方面簽訂協議。例如，商務部與港澳特區政府簽訂的CEPA及系列補充協議，進一步推動廣東與港澳實現貨物和服務貿易自由化。
對于不涉及國家事權的事項，由廣東省有關部門或社會機構與港澳方面簽訂協議共同推進工作。近年來，粵港澳三地圍繞灣區標準、調解平臺、商事仲裁、應急管理等方面，簽署了合作框架協議或方案，通過三地政府間協商的方式，共同推動跨境合作。比如“灣區標準”，由粵港澳三方政府部門共同簽署《關于共同促進粵港澳大灣區標準發展的合作備忘錄》，目前粵港澳三地共同發布215項灣區標準，涵蓋食品、粵菜、中醫藥、交通、養老等32個領域。
三是創制通道模式，通過創設特定規則或機制，在限定區域內，實現要素跨境流動。其中包括雙向通道和單向通道模式，比如，通過實施“跨境理財通”“深港通”等，在相對封閉可控的環境下實現內地與港澳金融市場的雙向互通，截至2024年末，粵港澳大灣區九市參與“跨境理財通”個人投資者13.64萬人，境內試點機構跨境匯劃資金達994.74億元；又比如，在職業資格認可中，對于港澳律師、醫師、建筑師等專業人士，單向允許獲得港澳專業資格的人士在大灣區內地執業，目前已有超過470名港澳律師通過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執業考試獲準在大灣區內地執業。
四是技術推動模式，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手段，通過“跨境通辦”和在線身份互認體系，在不改變現有制度框架的前提下，有效提升了政務服務效率。
最后是集成示范模式，依托橫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臺，在特定區域內先行先試，為規則的全面對接積累經驗。例如前海累計推出882項制度創新成果，其中104項在全國復制推廣，包括“港澳專業人士備案執業”等標志性案例；橫琴推出“分線管理”政策，琴澳一體化邁出關鍵步伐；在澳門新街坊先行銜接澳門公共服務體系，營造趨同澳門的生活環境；河套推出“深港聯合政策包”28條，實施5條創新要素跨境流動先行先試政策，積極推動建立銜接港澳的科研管理制度，進一步便利科研要素跨境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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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鏈融合：產業鏈與創新鏈的深度共振
粵港澳大灣區的全球競爭力，并非源于單一優勢，而是其強大的制造業全鏈條與前沿的科技創新鏈之間形成的“雙鏈融合”效應。這種深度共振，是其在全球激烈競爭中塑造獨特優勢、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引擎。
作為全球科技創新高地，大灣區的硬實力日益凸顯：區域研發經費投入強度高達3.4%，超越歐盟平均水平；2024年國際專利申請量達到7.8萬件，占全國近1/4。然而，挑戰同樣存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經濟研究所藍海濤說，大灣區在基礎研究上的投入占研發總投入比重不足7%，與舊金山灣區15%以上的水平尚有差距，這在原始創新突破上形成了明顯短板。為提升創新體系效能，一套新的協同格局應運而生。正如京津冀國家技術創新中心主任王茤祥所闡釋的“專業主建-產業主戰”框架，大學、科研機構等“主建”力量如同建筑的“支柱”，負責夯實基礎研究和技術研發的專業能力；而國家實驗室、創新聯合體等“主戰”平臺則如同連接支柱的“橫梁”，根據產業需求動態整合各方力量，形成協同攻關的系統能力。
這一理論正在大灣區轉化為生動實踐。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已聚集447家科技企業與超1.5萬名科研人才，其首創的“白名單”與科研經費雙向撥付機制，正加速科研成果的轉化。科技創新直接賦能實體經濟，佛山、東莞等地已形成產值突破3000億元的新能源產業鏈，實現了從實驗室到生產線的無縫銜接。同時，數字創新鏈正深刻改造傳統產業鏈。廣東省政府參事室特約研究員梁建偉說，南沙港四期全自動化碼頭通過5G與人工智能技術，使單箱能耗降低20%、作業效率提升30%，成為全球智慧港口的標桿。
通過“雙鏈融合”，一個“基礎研究-技術突破-成果轉化-產業化”的全鏈條創新生態系統正在形成，科技創新與制造業需求形成了強大的雙向驅動。這種工業實力與科研技術的融合，在被香港的金融引擎增壓時，正在鍛造一種在全球其他灣區前所未見的發展模式。
粵港澳大灣區正在探索一種全球獨有的發展模式——以“制度創新+實體經濟+國際金融”為核心的“三位一體”新范式。這不僅是對自身獨特優勢的深刻洞察，更是在全球經濟面臨“兩端擠壓”壓力下，中國提出的戰略性解決方案。
藍海濤分析認為，全球主要灣區各有側重：舊金山灣區以科技創新見長，紐約灣區以金融服務為核心，東京灣區則強于精密制造，而粵港澳大灣區是兼具這三大灣區核心要素的綜合型灣區。這一新范式的三大支柱協同運作，構成了大灣區強大的內生增長引擎：制度創新是頂層設計，為要素自由流動提供根本保障；先進制造業與科技創新是堅實軀干，提供持續的價值創造能力；而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則扮演著不可或缺的“放大器”和“連接器”角色。
中國人民銀行參事室副主任紀敏說，支持香港鞏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至關重要。香港是全球最大的人民幣離岸中心，其超過1.2萬億元的離岸人民幣存款余額占全球比重逾七成。“債券通”南北向累計交易額分別突破1.6萬億元和5.5萬億元。這一龐大的國際化資本池，通過高效的互聯互通機制，能直接為深圳一家人工智能初創公司提供與硅谷對手競爭所需的全球資金，這正是“三位一體”模式在國際競爭中的威力所在。
協同運作的圖景生動而有力。深圳、廣州的先進制造與香港的頂尖專業服務形成了“生產-金融-市場”一體化協作格局。2024年大灣區內地九市外貿規模創下新高，進出口總值達8.75萬億元，增長10.1%，占廣東進出口總值的比重提升至96%，拉動廣東經濟整體增長9.7個百分點。這種集制度韌性、產業厚度與金融高度于一體的獨特范式，不僅構成了大灣區的內生增長引擎，更使其具備了向全球輸出資本、商品、技術乃至規則的強大輻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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輻射與引領：從區域樞紐到全球治理新節點
在全球經濟重心東移和全球南方崛起的宏大背景下，粵港澳大灣區的角色正在發生深刻轉變——從國家戰略的先行區，躍升為主動參與并塑造國際經濟新秩序、貢獻中國方案的引領者。
大灣區正在成為“雙循環”的關鍵樞紐。2024年，大灣區內地九市對共建“一帶一路”國家進出口總額達1.39萬億元，同比增長4.4%，顯示出其在服務全球南方、推動南南合作中強大的網絡支撐和制度適配能力。
攜手全球南方共同發展，粵港澳大灣區擁有良好基礎。以與東盟合作為例，兩地經貿相依，東盟從2020年起就是廣東第一大貿易伙伴，2023年，廣東對東盟進出口總額達1.34萬億元，占全國對東盟貿易額的20.9%，居全國首位。
粵港澳大灣區與東盟各國人文相親、語言相通、淵源深厚，東盟地區的華人超60%來自廣東，他們認同中華文化，熟悉廣府話、潮汕話和客家話，這都有利于雙方開展經濟貿易和文化交流。兩地產業互補，2023年，廣東電動載人汽車、鋰電池、太陽能電池“新三樣”出口東盟繼續保持著高位增長，東盟向廣東省出口的約1500種農產品、食品也實現連年遞增，雙方跨境布局更加深入，產業協作更加精細，初步形成了“廣東研發+東盟生產+全球銷售”的產業分工模式。
粵港澳大灣區天然享有與東南亞、南亞、西亞、非洲等地區的國家經貿往來的歷史慣性與文化基礎。打造南方樞紐，可以牢牢把握民心相通這個最高層次的互聯互通，發揮大灣區在歷史底蘊、血脈淵源、人文資源、關系網絡等方面的獨特優勢，通過大力發展經貿往來、科技合作、文化交流，傳播中華文明、分享發展成果、促進民心相通，激發共建“一帶一路”的向心力，向世界充分彰顯中國式現代化的光明前景和顯著優勢。
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制度創新的中國樣本”，其核心經驗在于，它將“一國兩制”的制度差異這一看似復雜的挑戰，成功轉化為競爭優勢。它不僅在經濟體量上躋身世界前列，更在發展模式上實現了深刻的變革與創造。其獨創的“制度-產業-金融”三位一體發展模式，將制度的靈活性、產業的完備性與金融的國際性深度融合，不僅構筑了內生增長動力，更將其影響力輻射全球，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生動注腳。
展望2035年，大灣區將全面建成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屆時，它不僅將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支點和全球制度型開放的核心樞紐，更將成為中國在21世紀全球經濟與治理體系中發揮更大作用的堅實戰略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