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稅收監管正從“以票管稅”向“以數治稅”分類精準監管轉變，對稅收違法犯罪行為的查處力度不斷加大。同時，危害稅收征管犯罪也出現了新變化，犯罪手法不斷翻新，作案手段更加隱蔽，如利用“陰陽合同”逃稅、秘密轉移財產逃避追繳欠稅等；職業化專業化特征明顯，信息化水平提升，智能化越來越高，導致不少案件發現難、查處難、定性難。有的行業平臺曲解國家鼓勵創新發展政策，異化為犯罪的“賣票”平臺，既危害發票管理秩序、損害國家稅收，又嚴重破壞平臺經濟公平發展環境，對這類“賣票”平臺依法懲處，既有利于維護稅收秩序，也有利于凈化平臺經濟發展環境。

為進一步彰顯人民法院依法懲治稅收犯罪，維護國家稅收安全和市場經濟秩序的堅定決心，指導司法裁判，強化懲治效果，引導依法納稅，提高稅收遵從，今天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相關典型案例。

案例1：

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

主犯獲刑6年并處罰金40萬元

基本案情

2018年2月，被告人郭某、劉某在天津市西青區注冊成立索某金屬制品有限公司(下稱“索某公司”)，郭某系該公司實際控制人，劉某為該公司法定代表人。2018年2月至12月間，郭某、劉某在與四川瀘州某貿易有限公司、上海某實業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沒有真實交易的情況下，從上述公司取得增值稅專用發票共計880份用于抵扣稅款，上述增值稅專用發票價稅合計1.6億元，稅額2300余萬元。經查，索某公司2018年度申報銷項稅額5200余萬元，申報增值稅進項抵扣稅額5025萬余元。2022年9月，郭某、劉某分別被抓獲歸案。一審審理期間，劉某家屬代其退賠人民幣20萬元。

裁判結果

天津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與逃稅罪的界分，關鍵在于行為人主觀上是基于騙取國家稅款的故意，還是基于逃避納稅義務的故意。負有納稅義務的行為人在應納稅義務范圍內，通過虛增進項進行抵扣以少繳納稅款構成犯罪的，即便采取了虛開抵扣的手段，主觀上還是為不繳、少繳稅款，根據主客觀相統一原則，應以逃稅罪論處；郭某、劉某系以欺騙手段進行虛假納稅申報，該行為導致逃避繳納稅款數額巨大并且占應納稅額百分之三十以上，已構成逃稅罪；以逃稅罪改判被告人郭某有期徒刑六年，并處罰金人民幣四十萬元；被告人劉某系從犯，以逃稅罪對其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并處罰金人民幣十五萬元。

案例2：

利用“陰陽合同”逃稅

被告人獲有期徒刑3年

基本案情

2012年3月9日，被告人毛某某與周某某(已死亡)合伙掛靠奎屯百某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奎屯百某公司)，成立奎屯百某公司沙灣縣分公司，于2012年3月12日依法辦理稅務登記證，在沙灣縣從事“林某苑”房地產開發建設項目。2013年2月20日，因政策調整，分公司無法實施項目立項，奎屯百某公司遷入沙灣縣并更名為“新疆百某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新疆百某公司)，奎屯百某公司沙灣縣分公司于2013年6月27日被注銷，于2013年12月23日注銷稅務登記。后“林某苑”房地產開發建設項目的立項、取地、工程規劃、施工許可、建設施工、商品房預售許可、銷售合同簽訂、銷售房屋開具發票等業務均以被告單位新疆百某公司名義進行。2012年至2018年，毛某某與周某某通過掛靠并使用被告單位新疆百某公司房地產開發資質，在沙灣縣繼續從事“林某苑”房地產開發建設項目并對外進行銷售。其間，通過采取將收取的部分房款打入周某某個人銀行卡中隱瞞收入；簽訂與實際收款金額不一致的商品房買賣合同，不按實際收款金額申報；明知拆遷補償房屋應視同銷售申報，但對未開具發票的拆遷補償房屋不進行申報的手段，不繳和少繳營業稅、增值稅、城市維護建設稅、企業所得稅等共計386萬余元，占應納稅額的30.49%。2020年11月30日，新疆塔城地區稅務局稽查局向新疆百某公司送達稅務行政處罰決定書、稅務處理決定書，責令限期繳納稅款。該公司未在規定期限內補繳稅款。

裁判結果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沙灣市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單位新疆百某公司逃避繳納稅款稅額巨大且占應納稅額百分之三十以上，經稅務機關通知仍未按規定補繳稅款；被告人毛某某作為項目具體負責人，積極參與上述逃稅行為，與被告單位新疆百某公司均構成逃稅罪；對被告單位新疆百某公司判處罰金人民幣五十萬元，對被告人毛某某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五萬元。宣判后，被告人毛某某提出上訴，認罪認罰，請求從輕處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塔城地區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案例3：

惡意欠繳稅款406萬

主犯被判三緩四并處罰金410萬

基本案情

被告人梁某某于2019年1月在四川省仁壽縣成立個體工商戶仁壽縣偉某建材加工廠(下稱偉某建材廠)，從事砂石收購、加工、出售等業務，于2021年底停止經營。其間未按照規定繳納稅款。2021年10月，四川省眉山市稅務局第二稽查局對偉某建材廠經營期間涉稅問題進行檢查，發現該廠欠繳應納稅款共計406萬余元。2022年2月22日，眉山市稅務局第二稽查局向偉某建材廠送達《稅務處理決定書》，要求15日內補繳上述稅款。梁某某到期未繳納。2022年3月14日，眉山市稅務局第二稽查局再次向該廠送達《稅務事項通知書》，責令3月18日前繳納上述拖欠稅款。為逃避稅務機關追繳，梁某某于2022年3月至11月間，將偉某建材廠收入資金秘密轉給其子梁某，包括通過對公賬戶8次轉賬共計372萬余元，通過個人中國農業銀行賬戶28次轉賬共計282萬余元，通過個人井研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賬戶30次轉款共計150萬元。梁某某上述行為，致使眉山市稅務局無法追繳梁某某經營偉某建材廠期間所欠相應稅款。2023年10月9日，梁某某自首，后補繳稅款246萬元，與稅務機關達成清繳欠稅協議。

裁判結果

四川省仁壽縣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梁某某欠繳應納稅款，在稅務機關下達補繳稅款通知后，通過將賬戶資金轉移到他人賬戶方式隱匿財產，致使稅務機關無法追繳欠繳的稅款406萬余元，其行為已構成逃避追繳欠稅罪。最后以逃避追繳欠稅罪判處被告人梁某某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并處罰金人民幣四百一十萬元。

案例4：

騙取國家出口退稅款8.7億余元

被告人被判處無期徒刑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基本案情

被告人黃某某系上海美某羊絨紡織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美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全面負責公司經營管理。該公司主要從事羊絨制品、紡織原料的采購、加工、進出口等業務。2009年1月至2012年12月間，黃某某等人以美某公司自營出口或委托外貿公司代理出口的方式，出口紡織紗線，待貨物到達香港后，又以來料加工等名義將該貨物報關入境，通過物流公司將貨物運回上海或運至河北，重新包裝后又以美某公司名義再出口。黃某某等人將資金通過私人賬戶劃轉至地下錢莊的私人賬戶內，又匯兌到他人在香港注冊的多家公司，再由上述香港公司以外商的名義向美某公司付款，即采用資金回流方式完成虛假付款、結匯業務。在完成付款后，由美某公司及相關外貿公司辦理出口退稅。經查，2009年1月至2012年12月間，被告人黃某某等人采用上述循環出口的方式騙取國家出口退稅款共計人民幣8.7億余元。

裁判結果

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黃某某伙同他人采用虛構出口貿易方式騙取國家出口退稅款共計8.7億余元，其行為已構成騙取出口退稅罪，且數額特別巨大，對被告人黃某某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宣判后，被告人黃某某提出上訴。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案例5：

利用網絡平臺倒賣發票

被告人獲刑10年并處罰金25萬元

基本案情

2019年1月，被告人沈某某注冊成立浙江沈某物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沈某公司)，經營范圍包括道路貨物運輸(網絡貨運)等。5月底，沈某某讓技術部主管王某某在前期開發的網絡貨運車貨匹配系統的基礎上，增加補錄運單功能。之后，沈某公司利用該補錄運單功能，通過業務員以及業務員發展的代理商，向缺少進項發票的物流、建筑工程類等公司(即受票企業)，在收取價稅合計金額5.3%以上服務費后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具體流程為：沈某公司將偽造的貨運信息或者受票企業已經自行委托社會車輛運輸完成的業務信息，通過補錄功能錄入網絡貨運平臺，并通過與受票企業簽訂虛假運輸合同、資金回流走賬等方式，偽造成沈某公司實際向受票企業提供了承運服務的假象，向受票企業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據查，自2019年6月至2021年4月，沈某公司以上述手段向2700余家企業累計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18323份，稅額8.27億余元，其中已抵扣8.23億元。

裁判結果

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終審認為，根據有關規定，網絡貨運經營不包括僅為托運人和實際承運人提供信息中介和交易撮合等服務的行為；網絡貨運經營者應對運輸、交易全過程進行實時監控和動態管理，不得虛構交易、運輸、結算信息；通過線上交易完成的運輸，平臺可以為貨主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貨主可以憑發票依法抵扣稅款；但本案中，被告人沈某某實際控制的公司沒有承擔承運人的責任，沈某某利用平臺補錄功能為線下已經完成運輸但缺少進項發票的企業和沒有發生實際運輸業務但需要進項發票的企業，在收取費用后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是以經營網絡貨運為名，行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之實。沈某某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數量巨大，其行為已構成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二十五萬元。